你们让基金经理讲政治，自己为什么不讲政治维护股市大局呢？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
改革政府职能、加强对外开放将成为2008年及以后一个时期人们频繁使用的主题词。既然经济运行已经自发地启动了崛起的程序，政府就应该顺势而为，而不宜作出过大的逆向调节。
这种局面从2008年起将有所改变。我国目前大部分出口中，剩余价值大量外流，老板们的所谓利润不过是对产业工人工资的扣除，等于老板和工人一起为外国人打工。今年我国外贸依赖度高达71%，GDP总量再大，也是一个拄着大拐杖的病夫。从个人投资的角度，房市的不确定性最大，不如股市和金市稳妥。政府的政策调整将对住宅的消费者越来越有利，对投机者越来越不利。
近2亿规模的农民工充分说明这种转化的压力和动力是相当巨大的，如果经济运行不能为他们大多数人提供或长或短的就业机会，就要出现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如果政府延续目前不温不火的调控方式，无论措施是否得当，其影响不会超过一个百分点。身处喧嚣之中，我们活得匆忙，往往来不及感受。
对广东借钱方来说，广国投和粤海都是政府全额所有，政府直接指挥的大量举债和借款，从来得到政府各种直接、间接的有力支持。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我们也几乎没有时间沉入回忆。不难想像，拥有优良信誉的外商介入，足以提高投资项目和集资故事的可信程度。广东省的支付危机 香港贸易和出口加工订单减少，直接从外商投资、贸易和加工订单三个方面冲击广东经济的擎天柱——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出口加工工业。
广东省政府根本没有外汇，惟一的可能，是向统一管理外汇支付的中央政府寻求帮助。这对中国的出口、外汇收入、支持人民币国际信誉的外汇储备，会发生巨大负面影响。
正是看中了企业与政府的亲密关系，他们才争先恐后地把钱借给广国投和粤海这样没有风险的理想客户。除了国投，香港红筹的国际借款，还有190-250亿美元。值得强调指出的是，大陆政府背景的红筹，跌幅一泻千里，极其惨烈。不错，根据以往关闭金融机构的经验，中央政府统统出面偿付了全部国际债务。
也就是说，国投和红筹的外债规模达到800亿美元以上，相当于亚洲金融风暴期间中国外汇储备的60%左右。譬如，恩平以故事集资闻名全国。两股巨大的资金流，为寻求远远高于一般市场的收益而来，高度集中在一个狭小地区——珠江三角洲。王岐山用水落石出来形容1998年以后蔓延全省的支付危机，再贴切不过了。
2002年，标准普尔估计，如果将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城市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与主要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汇总，中国金融系统的坏账高达5180亿美元，相当于2001年中国GDP的50%。当时，亚洲金融风暴有可能通过香港，严重影响到香港的后院——广东，并且向中国大陆腹地蔓延。
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信用支付危机迅速蔓延全省(张继伟：《广东金融业排雷》，《财经》2001年5月号，第73页)。直接受到伤害的不是货币而是经济。
问题是，所有这些急需投资的项目，根本无法兑现离谱的高额回报。这些债务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楚。1993年以来，中国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一直仅次于美国，排名世界第二，其中60%以上来自香港。广东省政府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向中央政府提出紧急援助的恳切申请。2001年12月，在业界享有盛誉的《国际金融评论》授予粤海企业集团亚洲最佳债务重组项目奖。从走私鸦片开始，广东从来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早改革开放的地区。
广东省的存款率本来就很高，90年代中期，广东的总投资率超过40%。各地国投和红筹，同时拥有大量人民币债务。
1998年，深圳和东莞92家主要向东南亚出口的企业，订单平均减少30%，日本订单减少20%。这是在要求全国GDP保持增长8%的背景下上报的官方数据。
不仅只有一个粤海，在香港，股票价格下跌超过88%以上的32家红筹企业，29家不属于粤海企业集团。对国际债权人来说，大型国有企业从来没有破产，中国大陆从来没有不还外债。
中国银行被广泛认为是四大银行中最强、管理最好的银行。亚洲金融风暴结束了超常规发展速度的预期，水落石出，不仅对广东省，而且对全国的金融企业都具有同样不幸的意义。1997年，广东实际利用外资只有2.2%的增长，深圳出现从未有过的1.9%负增长。相比之下，大陆在香港的企业，不仅没有破产的记录，而且具有政府全额偿付外债的光荣传统。
不幸的是，对金融管理局来说，骗来的钱越多，迟早演化成的支付危机越严重。相比之下，2000年，世界20家最大银行的不良资产是3.2%。
正是由于中国大陆当局以及各地政府和机构参照粤海重组的模式，纷纷拿出巨额现金，注入大量优质资产，挽救了这些濒临破产的巨无霸杨白劳，从而在实质经济层面挽救了濒临崩溃的香港经济。而对于在改革关键时期当选为新一届国务院副总理的王歧山来说，他依然面对着巨大的挑战。
全国各地不断发生金融机构的关闭事件，高息揽储、账外账和非法集资的各类案件此起彼伏，遍地开花的城信社、农金会和商业银行的坏账，让中央金融当局像救火队一样忙得焦头烂额(见胡舒立主编《引爆从1998开始》，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另一个表面上看似不相关的渠道，是从中国其他地区流入广东的大量资金。
另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热钱。十年之前，王岐山当选为广东省常务副省长。在花都，一家城信社遭到群众围堵，拿不出钱就断水断粮，乃至发生暴力殴斗。然而，与表面故事显示的戏剧性效果相比，整个事件包含的重要意义，其中所蕴含的更深层次的严峻挑战，对当时以及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未来，具有极大的警世作用。
这些公司在香港相互借贷、抵押、担保，编织了一张巨大的开放性网络，埋下更多 或有负债的雷区。影响到什么程度，当时不仅不可控，而且不可知，完全取决于来势凶猛的亚洲金融风暴持续的时间和灾害的程度。
而且，骗来的钱越快越多，勇于冒险的投机者越来越多，能够继续骗来的钱越快越多。广东省官方估计，有上千亿元人民币资金通过各种地方非银行金融机构涌入广东。
入不敷出的崩盘，是时间早晚的事情。客观地说，要不是企业背后的政府支持，任何私营企业股票价格陡然下跌90%以上，居然还能挣扎着活过来，是完全不能想象的奇迹。
